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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建雄木然跟着那辆专门用来推死尸的车子，进入了太平间。他看见工人就像放一块冻肉那样，把她抬放在那块看不出本色的污迹斑斑的床单上，那铺着白布的硬硬的床板，发出了“咚”地声响，把他吓了一跳，以为妻子活过来了。
两工人说说笑笑地走了出去，把他一个人留在儿，和已断了气的骨瘦如柴妻子呆在一起，边上一排排的床板上已有被白布蒙着高高隆起的一堆堆死尸，那股子阴森透骨的冷气从脚底下冒起，他打心底里起了毛。他麻木地看了一眼床单下的妻子，腿里发软地走出了屋子，他的眼里没有一点泪水，他还没把妻子过世的消息告诉儿子。
在他妈妈住院那会，儿子曾来过几趟，但儿子正进入紧张地高考复习期，不能常来看他妈妈，他不愿儿子多来医院这种地方。他还没想好，该怎么告诉儿子说他妈妈不可能再应诺带他出去玩了。
建雄来到阳光灿烂的大门口，四周看了一下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，竟忘记了回家应该走那条路了，这阵子他把医院当成自己的家了。
那天，他接到妻子来的电话，她说：“你，你能不能来看看我，我，我特别特别的想你……”那有气无力的声调，他感觉到妻子有事了。
这是离婚三年后，她主动给他打的第一次电话，在这之前，除了难得叫他带上儿子去他那儿过周末，还从没像这样给他说话呢。到后来儿子自己能一个人乘车去她那儿，她根本就不来电话。
他撂下电话马上跑到大街上，好不容易拦到了辆车，打车奔向曾经是他妻子的住处，那是离市区二十多里地的处于开发区的一个高档小区，住在里面的都是身份显赫的人或是近几年来发了点小财的爆发户，那个房价不是工薪阶层可以问津的，当初建雄和抒亚听了这个房价曾把嘴张成O型：这么贵！半天合不拢。
妻子本和他在一个外贸公司就职，那次她得到了公司安排人员出国培训的机会，和她一同出去的是本公司的财务总监，一个成熟俊朗潇洒前途无量的男子。
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不时收到了妻子寄回来的衣服鞋子和精美的照片，异国的商品和异国的情调，来自异国的牵挂，使他激动万分心潮澎湃，他在越洋电话里关照妻子要注意身体，不要太委屈自己，累了就休息，不要再熬夜，要学会照顾好自己，儿子他会尽力督促好好学习，向她妈妈学习，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孩子，说完了就撂下了电话，他舍不得昂贵的电话费，站了一会也不知说什么好，扎起了围裙，走进了厨房。读全日制的儿子周末要回来吃饭，得烧些儿子爱吃的东西，犒劳犒劳已辛苦一周的他。
妻子已好久没打电话回来了。他知道她那边学习太忙了，在外国人手下干活得十分的小心，得把命拼上才能赶上去。他太了解她了，妻子原本就是个极好强的人，干什么都不愿意落后于人，这次难得的机会她更不愿意错过，肯定又像是在大学里那样，别人忙着搞对象拉关系挥霍着父母的辛苦钱和一腔期盼，而她却静静地坐在一偶，捧着书本忘了吃饭的时间，常常被同学视作异类。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她更得拼命了，不然什么都落后于人，勤俭惯了妻子更舍不得电话费，没什么大事的话，她不随便往家里打电话了。
建雄进入这家公司后认识她的。那时，他还是个低层职员，打打字送送文稿，帮着各部门打印复印杂七扒拉的东西，被同事当成小弟般的呼来唤去的。他那会的情绪相当低落，自叹命运不济，空有着大学双证，却干些勤杂工的活，简直在浪费辜负青春和远在老家父母的殷切期待。
进入公司一年后，建雄的顶头上司和老总看在他老实本分勤快肯学的份上，根据他的特长，接连二三的提拔了他，不久既被升任办公室主任，据说还有升级的可能。
抒亚还是一般文员，在公司美女众多的文员中，她是最不特出的一个，相貌平平，每天素面朝天穿着随便的来上班，连最起码的素妆都没有，换上工作服就坐在那儿，打着永远打不完的如山般的文稿，不像别的美女趁空溜下楼去，逛会街买些零食，躲在电脑后“叽里呱啦”地吃得满地瓜子果壳，有纸篓也不用，不顾保洁阿姨的劳动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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